为让患者出得了小区上得了路进得去医院，志愿群体、医疗机构、居委会携手共答“超纲考题”
上海有近两万名血透患者，每周规律的血液透析，是该群体维系生命的关键。然而，自3月下旬封控区域逐渐扩大以来，小区封闭、交通管制、医疗系统承压，导致部分血透患者的治疗很难再规律进行。
“出得了小区”“上得了路”“进得去医院”三个看似简单的环节，却常常碰到诸多突发的“遭遇战”。如何让血透病人不再“透了这次愁下次”，基层干部、医院、志愿者、援护力量如何多方协力，患者之间如何自助、互助，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3月31日，已经数天没有透析的黄先生，在微博发布求助信息。今年41岁的黄先生患尿毒症20多年。他遭遇了疫情下血透患者最常遇到的困境：先是一直去的医院血透室暂时关闭，后又被确诊为阳性感染者，一开始接受隔离的医院，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来得及为他安排血透。
3月31日晚，他被转运至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第二天完成了透析。4月19日，当记者再次拨通他家人的电话，得知他已在公卫中心接受专业的治疗，并进行了规律血透。
在没有疫情时，上海血透资源也相对紧张。疫情下，这些血透患者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原有医院因接触了阳性感染者，被临时关闭怎么办？变成定点医院怎么办？自己如果阳性了去哪里？居家健康观察期间怎么办？小区被封控了，没有私家车、居委会又忙不过来怎么办？120运力不足要一直排队，怎么办？……众多“怎么办”，是压在血透患者和家属心头的大石。
建立互助平台汇总求助案例、为血透患者群体设立专项互助群，是海上指南针团队做出的努力。“我们组建互助平台好比提供一张白纸，病人们通过亲身经历提供数据点；志愿者将它们集合起来实时更新，像拼图一样，形成疫中自助互助的‘血透地图’。”海上指南针团队相关负责人田军说。
这是一百余人的志愿者团队，成员来自上海、北京、武汉等地。他们以互助指南、微信群等形式协同工作，弥合求助人员与救护力量的信息不对称，服务着上海近四百名血透患者及家属。
“不确定性来临时，病患群体每个人给出当下确定的信息，大家抱团互相取暖。”田军说。
个体求助如“雪花片”一样飞来，但背后的原因却是类似的，“出得了门”“上得了路”“进得去医院”这三个环节是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此时，平台的作用特别的重要。尿毒症病友平台“肾一样的人”发起人智安，从事血透患者就医工作已有9年，在武汉抗疫初期，推动了血透医疗保障方案的出台。
他认为，需要从病人求助中找到最终的原因，向上反馈沟通，针对共性问题出台新的应对方案，仅靠“一对一”求助难以解决。
记者梳理发现，每次出现血透资源挤兑，都与疫情发展的新趋势息息相关。智安说，病人透析室所在医院不断被征用为定点医院，有限的资源又再次被设为阳性、密接、封控定点，透析室出现阳性病例需要关停消杀处理等等，每次资源再分配都一定会出现病人集中求助。
“救护车数量有限，没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闭环转运需求，导致血透病人要等待数个小时。而社会车辆一开始并没有补充进来，一些病人明明预约到了透析号，却不能及时赶到医院。”智安说。
把点上的求助连起来，卫健、医院、居委会等多方协力，一些共性问题逐步被针对性地解决：居委会摸清数字放行，“出得了门”；街道补充车队，尽可能帮大家“上得了路”；医院分类处置，全力满足“进得去医院”的需求……
当然，问题并非次次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受医疗资源紧张影响，一些个体还是受到了没有办法挽回的冲击。“我们在撰写文档，把这次的得与失都记录下来，提供给专业部门，也许能为未来提供更为精准的操作使用建议。”智安说。
朱超今年2月刚加入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肾脏病科徐成钢教授团队，如今已是血液净化中心的主治医师，主要负责血透室的日常诊疗工作。本轮疫情以来，他和团队同事已经坚守科室一个多月。
疫情期间，这里的治疗需求量逐日增加，防控风险不言而喻。医院开辟了院内血透患者通道，制定专用路线，设置独立核酸检验测试场所，39张常规透析床位满负荷运行，可以为近200名固定透析患者服务。
随后，来自封控小区的患者慢慢的变多。医院紧急采购了多套血透设备，在72小时内搭建起可同时容纳4名患者的“应急血透室”，与常规患者全程隔离。值班时，医生们实行三级防护，陪伴患者4至6个小时。
朱超说，每天基本工作完成后，科室还会对次日透析患者居住地封控情况做摸底，与社区保持紧密沟通，以便更高效安排治疗。
临时搭建血透室，尽可能保障不停“析”，是不少医院此刻的选择。在长征医院，为了让血透患者核酸时间更短，单独设置了相应的核酸检测点；单独设置管控小区血透患者透析场所。即便医院闭环管理时，也设置了血透应急通道。
4月1日凌晨1点，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接到一个急电。电话来自浦东新区疫情防控办，希望紧急组织100人左右的透析专业团队支援浦东。一方有难、八方呼应，目前协会已组织了三批近200名血透医务人员援沪，分别支援上海浦西8家公立医院和浦东7家医院。
在郝德明看来，血透医护与患者，超出了一般的医患关系。血透病人必须长期、固定透析，每年与医生见面的次数超过百次，“对一些老年人来说，医护可能就像他们的亲人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专业的透析室医护进入疫情地区援助，为以后处理问题给出借鉴。”智安说。
“居委会不能及时响应，是很多血透患者遇到的难题。”志愿者曾经手过一个案例：患者打电话给居委会，居委会说情况已上报；迟迟没有回音后，患者打12345投诉，当诉求转到街镇再去核查时，发现这个案例根本就没有上报。
他说，居委会已经很努力配合大家的要求，但“三四杆枪”面对“千斤重担”，对于居委会干部来说是一道“超纲题”。
很多血透患者和记者说，居委会能否第一时间响应、传递有效信息、安排出行车辆、联系转运医院，对于处理问题相当关键。
家住普陀区的梅女士（化名）父亲已经规律透析20年，不幸此次感染新冠病毒。在为父亲联系能够直接进行血透治疗的方舱医院时，“我打听到临港方舱可以接收我父亲，马上把这一信息告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他立刻上报，相当于通过流程之外的第三种方法解决了问题。”梅女士说，大家把信息“凑”在了一起，协力完成了转运。
除了“主动担当”之外，条块协同、医地协同，上对下是否能真正赋能，也是解决“力不从心”的重要的条件。“我们居民区疫情相对较严重，最难处理的就是封控楼栋的病人外出。120运力紧张，病人根本等不了，我们想尽办法帮他们外出就医。最主要的是街道车队能及时响应，居民也是防护服全套上车。”杨浦区新江湾城街道政立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莉说。该街道防疫办工作人员贺红介绍，街道协调了40余辆车保障居民就医需求。“车队主要是街道租赁，不足以满足时，机关工作人员私人车辆也能够直接进行保障。”
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细节。上海市卫健委表示，各区建立社区与医疗机构的对接机制，设立专人专班，畅通就医渠道。各村居委会对放化疗、血透、孕产妇等重点人群需求来做收集，协同各区卫健委确定的医院做好封控区医疗保障工作。
疫情下的血透，是“就医难”的一个缩影。它需要的是一个协同机制、五指成拳，医院、居委、救护车、社会转运车辆、患者和家属的配合理解……每个环节都是机制中的一个“点”。只有让这个协同机制能够顺畅流转、共性问题及时解决，才能在下一次的“遭遇战”中赢得更多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