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才看了《我不是药神》，后知后觉地get到了一个知识点，那就是——仿制药。在聊仿制药之前，我们不妨先来聊一下它的对头：品牌药（也叫原研药、原创药、创新药）。
上个世纪初，全世界的制药行业都一样，主要靠生产“祖传秘方”或“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为生。
但是研发出一款具有非常明显疗效的新药并没那么容易。二战前，人类可用的药物很少，而且大多来源于运气或者经验。
二战的到来则改变了这种状况。一方面，战争引发的瘟疫和伤病，催生出了青霉素、奎宁这样的抗菌神药。另一方面，可能是被德军的闪电战给打怕了，特别是恐怖的空袭，为了对付德国传说中的那些磕了药的超级空军（后来被证实纯属想多了），盟军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军用来与之抗衡，有些专家甚至觉得找到这种药物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于是拼了命地研发新药。
可能有的人还不知道，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大部分药物其实并不是“发明”出来的，而是“找到”的。
药物的本质是化学分子，但不是所有的分子都能成药，科学家的任务就是找到比较合适的分子，然后再找出这个分子在人体内的“靶点”（一般指能与药物分子发生化学反应以达到治疗作用的蛋白质分子），这两者就是钥匙和门锁的关系，缺一不可。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靶点都能起治疗作用，有的靶点会跟药物发生不良反应甚至中毒，所以这方面还得看运气。
一开始，人们也不知道，后来慢慢的发现那些受细菌感染死亡的尸体腐烂后，贴身携带的致病菌也经常神秘地消失了。于是科学家们就猜想这可能是土壤里的微生物起到了杀菌的作用，这么多东西应该很擅长制造类似于药的玩意儿。
一片指甲盖大小的土壤里就包含有三四千种微生物，数量更是达到了五千万到一亿个之多。到土壤里找药就好比大海捞针。
但是，这个宝藏实在太诱人，就像海贼王留下的one piece一样。全世界药企的科学家们倾巢而出，恨不得把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壤都采集来筛选。
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一天到晚煮着一锅锅的烂泥，然后再观察这些黑乎乎的东西能不能对疾病的靶点起作用，若能的话那就立马进入下一环节:寻找药物分子。（别不信，著名的止痛药“阿司匹林”就是从煤焦油里分离出来的。）找到药物分子后，如果这分子足够独特，那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个二十年的专利保护了（这是各国政府对品牌药的一种激励机制），然后再经过漫长的生物实验来确保药物的安全和疗效，到了正式上市那一天，可能就是十几二十年以后的事了。
这种传统的方法完全是以量取胜，看天吃饭，发现一款药物往往需要好几年时间，效率很低，大部分待在药企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终其一生毫无斩获。找药这事儿看上去很美好，就是有点儿费科学家。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利用机器来辅助药物设计可能会成为一个方向，那样的话，人类发现药物的时间预计将大幅缩短。
药物研发是风险极高的创业项目，干这行不仅需要科研实力、商业智慧，还需要亿点点运气。即使在一切顺利的条件下，十个项目里能干成一个就不错了，在这期间药企还得自己掏钱进去烧。（电影中瑞士诺华的这款抗癌药研发成本就达到了10亿美金，花费了将近41个年头）当然这里就能够应用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商业智慧了。比如美国的药企就会拿一些尚在研发中的新药去申请概念股，然后拿到华尔街去融资，空手套白狼的故事也是有的。
高风险有时候也往往意味着高回报。新开发的药物一旦获得专利保护，那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潜在的巨额财富。品牌药世界的目标从来就是做最好的药，卖最高的价。一款好药成功上市后一般年销量能达到10亿美元以上。政府赋予品牌药的专利期就是给药企回血用的，争取让药企一口气吃个大胖子。有些鸡贼一点的药企还会使用一种叫“常青策略”的套路——对旧药稍作修改，然后再拿去当新药提交，运气好的话又可以多享受几年知识产权的红利……
好的品牌药可以把一些无法治愈的癌症变成可控的慢性病，这无疑是癌症患者的福音，但是这玩意儿一般都有个比较突出的“副作用”，那就是太贵了！
仿制药指的就是品牌药的专利过期后合法仿制出来的廉价版本。当然处于专利保护期的品牌药也是可以被仿制的，只不过剂型不能一样。比如品牌药的剂型是药片，如果把仿制药做成胶囊，那就不算侵权。电影里那款仿制药肯定侵权了，不然也不会被品牌方提告，别看电影把品牌药代表的形象塑造得那么邪恶，其实单从法律上来讲的话，他并没什么错，人家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维权罢了。
仿制药的价格一般是品牌药的10%到20%左右。电影里的那款品牌药的售价是4万元，而仿制药的售价仅为5千元，代理商的批发价更是低至500元，虽然这里边有艺术加工的成分在，但其实也大差不差，现实中那款叫“格列卫”的药原版的两万多，仿制的四千左右，当然几百块钱的也有。
毋庸置疑，仿制药的出现进一步消除了人类在看病方面的贫富差距，让穷人获得了和富人一样的治疗机会，所以仿制药也被誉为是本世纪人类公共卫生领域最伟大的进步。
虽然品牌药的配方通过逆向工程不难得到（有专门负责干这个的人，叫“有机合成研究员”），但是生产的基本工艺却很难把握，因为这个一般属于品牌药企的商业机密，是不对外公开的。
由于可以大量地节约医疗领域的财政开支，仿制药慢慢的受到群众和政府的欢迎，这对品牌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的品牌药企为了能最大限度地拖住仿制药的竞争，甚至给每一个生产步骤都申请了专利。
所以要想搞定仿制药也还要投入一定的研发时间的，这一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几年，最后再移到生产车间去看看能不能量产，可以的话才算仿制成功了。
如果一定想知道，那就只能从外观上来判断，仿制药同品牌药最大的区别就是包装盒上的名字。那些直接用化学名称做名字的十有八九就是仿制药，比如仿制药叫“乙酰水杨酸”，品牌药就叫“阿司匹林”。以此类推。
在印度，有很多大药企就是专门做仿制药的。据统计，印度有60%的仿制药流向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世界最大的仿制药生产基地。
1970年，新的《印度专利法》规定，复制一种已有的分子是合法的，只要生产的全部过程不一样就行了。前面说过，药物是由分子组成的，印度这个新专利法就等于向本国的科学家们宣布：当今世上的任何一种药物都是可以合法复制的，只要稍微更改一下配方步骤就行了。
印度政府管这叫“强制专利开放”。他们给的理由也很充分：“我们这穷人多，毛病也多，国外的品牌药根本用不起，不整点盗版的，人民吃枣药丸啊！人命关天，各位要不就少赚点吧？否则，那些没钱治病的二愣子一不小心跑出去污染了世界，勿谓言之不预也！”
这个新专利法在印度的制药行业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许多跨国品牌的药企都骂骂咧咧地退出了印度市场。这太不像话了，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失去了专利保护的品牌药在印度被逼上了绝路，但却给印度本国的仿制药行业开辟了一个黄金时代。
1981年，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在的世卫组织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心目中拥有良好秩序的世界，是一个医学发现不受专利庇护的世界，在那个世界，谁也不能靠生死大事牟取暴利。”（这思想跟她师父圣雄甘地还真是一脉相承）。
针对印度政府的这一系列骚操作，联合国和世卫组织不但没意见，还都点了赞。他们夸奖印度政府为了捍卫个人生命权，为了人类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是一个仿制药进口大国。在1984年之前，作为全世界顶级规模、利润最高，同时监管最严、最难进入的医药市场，美国对仿制药的准入门槛是非常高的，它不仅要求仿制药要跟品牌药一样做各种漫长的临床试验，而且还很难通过审批。后来在国会一些反垄断人士的运作下，美国药监局通过了一项《简化新药申请》法案，这才免去了仿制药的临床步骤，只要能验证自己有效就行了。轻装上阵的仿制药产业从此进入了井喷期。
虽然印度的仿制药产业在本国和第三世界发展得如火如荼，不过由于过分热衷于制造低成本的仿制药，印度药企的形象一直不太好，它们一度被认为“很少发明新玩意，一天研究都没做过，一直在模仿，从未去超越，是低品质、冒牌货的代名词”。
第一位是克林顿。他曾多次登门道谢，感谢印度药厂为美国生产的廉价药。克林顿自己名下的基金会还经常主动引进印度的仿制药，并不时地出面撮合其他几个国家与印度药厂之间的合作。
2003年之前，当世界各国都在为国内的高药价发愁时，克林顿连忙站出来振臂高呼：“老铁们，瞧一瞧，看一看，走过路过莫错过！印度仿制药，价廉物美，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快点来啊……”印度药厂的老板们也赶紧抱住了大腿借坡下驴:“各位亲，我们卖仿制药不为赚钱，主要是出于社会责任感……我们不但能以低廉的价格生产有效的药物，同时也会遵循监督管理的机构的规范，不会乱来的，大家请放心……”
另一位是小布什，他在任时曾不顾国内一众品牌药的反对，把价值150亿美元的非洲抗艾滋病药物的订单交给了印度仿制药厂，这在当时等于是向全世界宣布：印度仿制药是靠谱的。
第三位是奥巴马，2010年3月，奥巴马签署的《平价医疗法案》进一步稳住了仿制药的地位，使它成为2000万美国人的必需品，美国人从此完全接纳了仿制药。
有这几位美国总统帮忙站台，印度药企的国际形象一下子提升了N个档次，从此名声大振，并开始大量涌进美国市场。
一款仿制药要想在美国上市，必须得到美国药监局的许可。以前，药监局还订了一个“先到先得”的原则，即第一个在药监局提出申请的药企能够得到六个月的独家授权。这都没什么，关键是附带的VIP待遇：允许仿制药在独家授权期间以接近品牌药的价格到市场上销售！
这可不得了，这相当于莆田的地摊A货一下子卖出了国际大牌的价格，简直爆炸！
在这个原则下，仿制药在美国成了一个快速致富的产业，人人都梦想着能一夜暴富。美国药监局的一名官员这样形容道:“你只要把原料放进混料桶里，再打开龙头，流出来的就是黄金了。”
在暴利驱使下，药企代表们常常为了拔得头筹，连夜在附近的停车场里打地铺，争取赶在第二天药监局开门的时候第一个冲进去。
第二天的画面一般是这样的：“人们像海啸一般涌进办公室，药监局瞬间变成了一个超负荷工作的恐怖世界，淹没在海洋般的文件中。”当时的药监局局长回忆道。
当然这个名次也不是单纯地按照申请时间来排序这么简单，各家提交的资料还得经过药监局的充分审查，第一名给谁其实是比较灵活的，这就给徇私舞弊提供了操作空间。
那些彻夜排队的药企代表们经常冷不丁地往药监局官员的办公桌上丢信封——里面塞满了钞票那种。
有人形容当时的仿制药产业是“一片必须抽干的沼泽，半壁江山都已被腐败渗透。”这里面水深得不得了。
在南亚的一些企业，会走捷径被看作是优点，会欺骗被看作是富有创意的表现。上述这些“优点”统称为会“随机应变”。对此，印度孟买的一位记者在自己写的书里更是直言不讳:“在这里你必须违法才能生存……我也讨厌行贿，讨厌在黑市买电影票，但是在取得驾照、买电影票的过程中，选择守法就会变得极其费劲，所以我还是选了相对容易的那条路。如果整个国家集体选择了这条路，那就会建立起另外一套与法律平行的、明码标价的、稳定可靠的体系……在这一个国家，始终有一套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印度有一句谚语：“我们不建立体系，我们想办法绕过体系。”讲的是同一个道理。
1988年美国药监局就破获过一起本局官员的腐败案件。巧的是，涉案的药企就大多来自南亚国家。在法庭上，辩护律师是这么解释的:“被告是无辜的，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行贿是合理的……”美国人听完后气得破口大骂:“布尔雪特，这些家伙简直就是TMD一帮土匪！”
（目前，这套规则已得到了修正，谁在药监局里排第几名已经不重要了，任何公司只要在规定日期内通过申请，就可以一起分享新药上市时的利润。）
成立于1930年的美国药监局素来以高标准著称。从某一种意义上讲，一款药能获得美国药监局的批准，就等于被全世界接纳了。
对于美国国内的药企，药监局最喜欢的监管方式是搞突然袭击，这也被认为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可以间接对药企造成震慑作用，让对方时刻保持一颗敬畏之心，不敢肆意妄为。
以药监局的标准来看，凡是药物都有毒性，只有在最严格的条件下生产，才会对身体有好处。合格的药物绝不是只通过最后关卡的那一个，它们必须经受住每一个环节的考验，生产的全部过程决定品质。在监督管理过程中，只要药监局认定某个药品的生产的全部过程存在问题，那么就有权要求停产，严重一点的还可以让药企关门。
2000年以后，美国的进口药数量翻了一番，需要监管的国外药企就有100多家，比自己国内还多。刚开始，美国药监局还会经常派人到各国药厂视察。这些负责视察的人员权力一般都很大，往往单凭个人好恶就能决定一家药厂的生死。
不过，美国药监局在海外考察的原则却是“尽量不起冲突，避免惊动政府引发国际事件”。所以这种考察大部分时间是相当“友好”的，部分调查员甚至采用了“顾问式”的考察风格，他们更像是来普及生产知识的，以对方接受教育的态度是否诚恳来作为验收合格的标准……
其实药监局和药厂在某一种意义上更像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获批的药物少了，就会造成国内的药物短缺，药监局的经费就会受到削减。所以他们也不敢卡得太死，该放水的地方就得放。
大部分时候，为了确认和保证药厂的主要人员能及时到场配合，药监局在出发考察时往往会提前几周甚至几个月通知对方：“兄弟，我要来了，快安排酒店吧！”整一个完整的过程搞得很像出国旅游。那些被视察的药厂则会充分的利用最近一段时间好好“准备”一番，迎接美国贵客的到来。这种跨越大洋的监管逐渐变得形同虚设。
这里讲个夸张的事情，有的美国调查员会被派到一些语言不通的国家，在那里他们根本连生产记录都看不懂，局里也不给配翻译，翻译都是当地的药企提供的，而这些人一般都是药企的内部员工，这就变成了“我调查我自己了”，毫无意义。当地的一些药厂欺负老外不识字，看不懂地图标识，有些甚至干脆合伙搭建个临时的“样板工厂”，然后把老外骗到那边考察。这种厂子一般看起来都是符合规定标准的，里面也一本正经地在生产一些东西，不过跟实际要考察的工厂完全不沾边，就是专门用来应付考察的。他们还会在不同的时间带不同的调查员进去考察，让每一个调查员都认为自身在视察不同的工厂……
印度是调查员们最不想去的地方，那里又湿又热，特别是夏天，连阴凉处的气温都在43℃以上，而且交通设施也残破不堪，卫生条件又差，万一不小心在旅途中吃出个什么毛病来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药监局把原来对印度两年一次的视察直接改成了十年一次。再后来，随着需要视察的海外药厂慢慢的变多，药监局的人手逐渐吃紧，印度那边就更顾不上了，无奈之下，机智的药监局领导一拍脑门，想出了个远程考察的办法:“人我就不过去了，你们自个儿拍个生产线的视频发过来让我瞧瞧吧……”
2004年，南非政府委托世卫组织去考察一家印度药厂的实验室时就发现了一起惊人的造假事件：这是一款准备卖给南非政府的用来医治艾滋病重症患者的仿制药，该实验室所谓招募来做人体试验的患者压根就不存在，所有的检验测试的数据都是凭空捏造的……（虽然但是，最后世卫组织还是放水了，给它判定为合格）
美国的一个调查记者经过多年的暗访发现，印度某些药厂为了利润最大化，在生产销售药品时采取了“双轨制”的模式。他们会根据购买药物的国家调整生产品质，看人下菜碟。品质好的药物就发给欧美等监管较严的地方（不过再好估计也不会超过七成），品质差的就送到亚非拉等一些监管比较宽松的发展中国家。
在非洲，由于实在太穷，大部分国家只能从开价最低的竞标者那里进口药物（只能是印度了）。众所周知，为了患者的生命安全，药品的检测本来是很严格的，即使已经上市的药物同样是需要频繁接受检测的，原则是早发现早处理，最好还是不要让劣质药在市场上停留太久祸害更多人。但是非洲只有十分之一的国家拥有像样的监督管理的机构来核查药物的品质，所以一般人吃到假药就只好认命了。喀麦隆的医生就把来自印度的仿制药叫做“猫尿”，有专家透露这可能是生产的全部过程中混入了变质的材料而导致的异味。印度药企的一名医学总监在谈到运往非洲的低品质抗艾滋病药物时说:“谁在乎呢，不就是死几个黑人的事吗？”
印度人就是吃准了这些地区监管不力或压根就没有监管，被抓包的概率极小，所以肆无忌惮。
他们利用低质量的原料、减少生产步骤和降低标准的方法来削减成本。方便和节省本金是这些工厂的管理原则，有的工厂一天只吃一顿饭，没有自来水和厕所，工人们随地小便，地板上积满了尿液……
话说回来，其实印度人也不是没能力做出完美的药物，这些工厂的生产设备倒是挺先进的，而且如果光是负责生产的话，是不要说明技术上的含金量的，一切都是机械化的。但是据业内人士估算，如果严格按照药监局的良好规范生产的线%。习惯了走捷径和欺骗的印度人当然不会那么老实啊，他们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生产完美的药物，而是为了想方设法地制造“完美的结果”。
面对药监局的审查，为了蒙混过关，有的印度药厂甚至组建了专业的开发团队来负责伪造和篡改实验数据，一个团队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可以“创作”出一份长达数月的检测报告……然后拿着这些报告对外谎称说这些劣质药的药效跟品牌药是一样的。万一被识破了那就往地上一躺:“是新来的那个临时工抄错了”、“电脑坏了数据丢了”、“这一个市场要求的标准本来就这么低”，云云。这些劣质药有些甚至根本就没有疗效，顶多算是“无毒的食品”，这其实还算好的，还有一些药物里混进了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碎玻璃、虫子……
总之，如果不幸买到这种仿制药就像打开了盲盒，有没有效果全看运气，运气不好可能连命都要送掉……
有些患者原本吃品牌药的时候好好的，一换成仿制药就出现了各种毛病。比如2007年以色列梯瓦制药厂生产的一款抗抑郁仿制药，由于生产的基本工艺的问题，病人吃了以后不仅没好转，还更加抑郁了，不少患者甚至会出现了强烈的自杀倾向。
2013年，乌干达一个得了脑膜炎的男孩在注射了印度产的头孢曲松后不幸去世，后来经查发现，这款仿制药的有效成分还不到标准的一半，效果基本等于零……
特别是那些需要天天服药的慢性病患者，一天天地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服毒还是服药……
印度人对自己的同胞也是毫不手软。一名印度药厂的高管说:“在印度检测新药纯属荒度时间，监管者根本不看数据，大家看的是人脉……”
印度的药监局也是很奇葩的，药企的双轨制生产在他们看来是合法的，他们都以为只要本国药企生产的药物的有效成分不低于规定的70%，那就是合格的，尽管这个标准比美国药监局、世卫组织可接受的标准要低得多。
2013年，乱象丛生的仿制药产业逼得美国药监局改变了以往那种来考察必提前通知的模式，而印度也被列为全球唯一一个美国人会不打招呼就上门家访的试点国家。这样的突击检查取得了显著效果，药监局调查员们常常会有意外的惊喜惊吓，他们经常可以有幸目击到某种大型的“集体创作”现场。不过，到了2016年，药监局又取消了这种突击检查的模式，因为他们发现自从这么干以后，印度仿制药的通过率下降了快一半，再搞下去，美国的医药市场上都快没药卖了……没办法，药厂在患者面前就是爸爸，谁能离开药呢？医药行业本就是赢者通吃的局面。怪不得老话说:不劫道，就做药。不想去打劫的话，那就去做药吧，一样一样的。
由于劳动力便宜，同样一款药，在印度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仅为美国的一半。所以美国几乎已不再自己生产药物了。国际上不少知名的品牌药企，比如辉瑞、葛兰素史克等也都把生产线移到了印度，就是冲着这里超低的人工和物资成本来的。可想而知，印度工厂在制药界还是很抢手的，如果不考虑品质和卫生的话……
印度总理莫迪一直有把印度打造成下一个世界工厂和制造中心的野心。2014年，莫迪在红堡发表了一场主题为“零缺陷，零影响”的演讲，他说:“我们该做到产出的商品毫无缺陷，出口的产品永远都不可能被退货。”在仿制药行业，他们确实做到了，人们很少看到印度的药物被退货的情况，因为无论它们有多差劲，世界上总有一个市场会接收它们……
这里有必要声明一下，上述的印度仿制药仅代表他们自己的部分群体，对于人类来说，仿制药总体还是利大于弊的。
不过，凡事都有一体两面，廉价的仿制药在给穷人带来健康的希望的同时也严重打击了品牌药企的研发热情。
而一个患者又很难靠着终身服用一款药物支撑下去。由于药厂在制药过程中对河流湖泊造成的污染，以及人类对抗生素的滥用，特别是那些有效成分不足的低质仿制药的使用，有可能导致新一代的病原体进化出对抗药物的能力，后面即使再吃上纯度百分百的品牌药也不顶用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耐药性”。人体一旦耐药了，那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必须要有新的药物介入才能维持治疗，所以，这又得依赖品牌药企的研发能力。
虽然仿制过了专利保护期的品牌药是合法的，仿制药也早已成为老百姓日常医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仿制药再怎么实惠，再怎么优质，那也不过是在重复二十几年前的老产品罢了。对攻克新的医学难题，提高疾病的疗效上，仿制药并不能起到啥作业，所以，品牌药的地位依旧不可取代，毕竟这世上仍有太多的大病尚未攻克。
作为仿制药的生产和使用大国，近十年来我们国家医药市场面临的困境是——自主研发的品牌药基本上没有，即便有，大多也是“模仿创新”，用的还是别人的解题思路，毕竟摸着别人的石头过河风险比较小嘛（2004年深圳的一家医药公司研发出了我国的第一款品牌药），大部分还是要从欧美进口，多数用的还是仿制药（据一份2018年的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在我国的处方药市场占有率里，品牌药仅占9%，而仿制药则高达63%，同期，美国国内的品牌药市场占有率比我们的仿制药还高，达到了66%）。虽然我国在互联网和国防科技等方面都已跻身世界前列，但在攸关人民身心健康的小药片方面，我们却还做得远远不足，目前在国际上尚处于二线梯队，怎样从制药大国转型成制药强国，这是一个难题。
